“那为何要战于西和？”史可法问。
这个史可法是“搬家”搬到天津来的。朱皇帝的北方经营路线是以天津——天河双城记，其中又以天津为华北、东北间的海路枢纽。所以史可法这个“北京兵部尚书”，自然就得移驻天津了。
另外，移驻天津之后，他的官职名称也有了改变，不再是名不符实的北京兵部尚书，而是总管辽阳、河北两省防务，并且节制安北、北平、大宁、建州、黑龙江五大节镇的北洋总督大臣。
而之前分管北方民生和财经事务的北京户部尚书沈廷扬，则转任河北巡抚兼知天津府——天津大开发就靠他了。
而在平辽之战中“立功”的朱纯臣则改任文职，出任辽阳巡抚兼知天河府——“营口”人民就靠他了。
指挥少年兵大显神威的秦明涛也升了个官，出任了辽东诸军总督，相当于辽东集团军司令官，驻扎沈阳，随时准备扑灭建州、黑龙江等地部落的反抗。如果建州、黑龙江等地部落全都恭顺听命，那么秦明涛就会挥军科尔沁草原
“总督，”对于史可法的提问，吴三凤当然不敢置之不理，“祁山之战，争的不仅是兵机，更是后勤。我军不敢多用兵马，是因为粮草不济，转运艰难。而贼军一样困于粮道而李贼一旦在西和屯田开垦，哪怕年入粟米十万石，也能大大减轻后方转运之艰啊！”
蜀道艰难！
李定国在仇池山屯兵十万，光靠一个汉中盆地是无论如何都供不起的。可要是从成都盆地转运，那么运米一石，途中的消耗怕是有石之多。仇池山十万大军，一兵支米五斗，每月需要耗费粮米五万石。就需要从成都盆地运出四五十万石一年就是五六百万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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