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没有开展，是没有合适的患者出现。”
郑建国当然知道造成这个原因的根本在哪：“因为手术前需要向患者讲明手术风险，以这种手术来说，第一例活体移植的失败率高达九成，也就是说有9成几率是下不来手术台的。
这对于患者来说就比较夸张了，只要不是癌细胞扩散的晚期，就没谁愿意会同意这种被宣判死刑的手术。
而至于是随时死亡的癌细胞扩散的晚期，这都已经扩散到全身了，再爬到手术台上挨一刀，那还不如吃点好的喝点好的等死神降临。”
郑建国说的含糊，寇清凯倒是飞快抓住了重点：“那国内为什么会做了几十例这个手术？”
扯了下嘴角，郑建国开口道：“因为国内的人们相信医生，暴躁起来的家属最多把动手术的医生打一顿，不会起诉医院要求几十万，甚至是几百万美元的赔偿——”
说到医疗纠纷的赔偿，郑建国就对国内的情况唏嘘不已，欧美这种情况之所以严重，一是医生们的责任感，二就是那数量庞大的律师。
之所以说是医生们的责任感，这并不是说欧美的医生就道德高尚到像是72个处女，对于可能会失败的手术抱着宁愿不去做。
而是因为欧美的医生们只要拿到了行医执照，那每年的收入都是以5万美元起步的，普通点混个8万9万的只能算是普通。
那么这种情况下，让一名医生冒着被律师盯上注销执照的风险，去为了患者的病情开展违反规章制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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