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九二年洛杉矶的韩裔店主案，韩裔超市女店主射杀了一位偷东西并且打人的黑人女孩，明明已经被陪审团判决谋杀罪名成立，但时任法官却只给出了缓刑加罚款、社区服务的判罚，导致黑人群体极为不满，成为后来洛杉矶事件的重大导火索之一。
但这些法官同时又非常懂得利用规则，从不会承认在法庭上代入了自己的个人感情。
而陪审团又是由素质不高的市民所组成，现在早不是精英乐于参与法律事务的时代了，陪审团义务耗时长、压力大、报酬低微，稍有办法的精英会利用各种方式逃避，导致陪审席上大都坐着喜欢凭直觉和情绪行事，并不具备辨别能力的群氓。
为了尽快完事回家，大多数陪审团的成员会尽快在内部形成共识，根本懒得沉下心研究枯燥专业的证据，以及对案件本身展开思辨。
海洋法系的这两种审判方式都有极大不确定性，一方面给了律师通过社会地位、交际网，上争取法官，下通过话术、辩论技巧甚至打动人心的抒情引导陪审团成员的空间。越有名有势的律师就越容易取得胜利。
另一方面，即使是大律师，很多时候也不敢把案件胜负和个人的名誉前途付与法官和陪审团这两个极大不确定性因素去赌博，他们宁愿和更理性的检方做交易。
检方也同理，所以大部分案件其实都是通过辩诉交易了结的。
一位被控告杀人的罪犯，检方可能手里并没调查到充足的证据，辩方和被告也怕交付给陪审团判定是否有罪时出意外，于是双方大概率在判决前达成一个都能接受的交易。
是以经常能看到杀人案嫌犯获得了比谋杀罪轻微很多的刑期，如果嫌犯是被冤枉的，那么他哪怕服一天刑都是冤狱，如果嫌犯就是真凶，那么对被害人和被害人家属来说也很难在情感上接受这一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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