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栋知道自己不胜酒力，拼命抵挡，才没有失态。但是走起路来像是踩着棉花，不知道深浅了。阿陶更是洋相百出，眯缝着小眼睛到处向人敬酒，不管认识不认识，都敬上一杯。甚至看见餐桌的亭柱也说“干杯，干杯！”可是举起酒杯，却灌到衣领里去了。
李安浦到车间里转了一圈。
他看到那些从四川、湖南、陕西招募来的打工仔打工妹，一律穿着浅蓝色的工作服，在机器边笨拙地操作。虽然经过短期培训，干得也很努力，可毕竟还不够熟练。彩色的塑料粒子从嘴巴似的漏斗里喂进机器，到了流水线的另一端，就变成漂亮的包装袋了，而且印上了卡通图案和广告文字。李安浦想，这倒是有点儿童游戏的味道。不过，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这样游戏，恐怕就不会感到有趣了。讲得残忍些，这些工人无非是机器的延伸，甚至是机器的附庸。他们必须时时刻刻将机器服侍好，稍一疏忽，机器就给你颜色看。如果不为每个月一两千元工资，总是这样简单、机械、枯燥地操劳，还有多少乐趣可言？
文栋一会儿也过来了。他到博雅公司来，既是作为记者来采访，也很想用作家的目光观察生活，构思一点台资企业题材的。这方面的作品写的人太少。转了一圈，他才发现，假如夏衍先生在世，说不定可以写出《新包身工》之类的文章。那些打工仔、打工妹住在简陋的工棚内，每天工作12个小时，吃得也很粗糙，简直没有文化娱乐活动，真让人感到可怜。谁会关注他们？谁会为之呼吁？哪个外资企业老板不是为了赚钱，才到中国大陆投资？我们的劳动力价值太低了！
平心而论，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台湾人唱着那首闽南语歌曲《爱拼才会赢》，跨过海峡，蜂拥而来大陆投资。他们中有很多人是抱着背水一战的心态，以半生经营的积累...的积累作一番打拼的。这里的道理很清楚，他们是私人企业或家族企业。每一分钱都连着他们的血肉。
台资企业的干部在谷安工作，三五年会轮换一次，回到台湾或去别的公司。在岗位上，他们每个人都很辛苦，也颇有压力。也许为了让他们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总部给他们的待遇也是优渥的。只要不出意外，升官发财都是能估计到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在一线劳作的员工，必然会受到剥削。马克思的那句名言：“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任何时候都不会过时……
开业宴会仍然在继续。杯觥交错间，黄春明携同一位身穿旗袍、手持托盘的礼仪小姐款款而行，来到每一张圆桌前。托盘里，装的是一大堆红包。黄春明给每位来宾送上一份。文栋见别人都满面笑容地收下了——这种场合似乎也不便拒绝，于是也说声谢谢，伸出了手。
说真的，他到处采访，也算是见多识广，可是看见黄春明这么公开地送红包，心里难免忐忑不安。他揣摩着市里的某些领导是否也收了红包，他们的红包是不是比别人大一些？但是几桌主宾席设在小包厢里，文栋根本无法看到那里的动静。
红包上印着两只金光闪闪的元宝，和“恭喜发财”的字样，实在很有点刺眼。
接下来的事情，就有些蹊跷了。
市文联组织十多个作家和记者采写一部《企业家列传》，文栋也领到了一个任务。对象是建设银行古行长。行长姓古，却很年轻，今年只有三十四岁，一脸的春风得意，说什么话都是理直气壮的。
这天，文栋应邀去建设银行古行长那里采访。白天古行长忙，安排在晚上，而且是去他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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