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复仇风气的普遍直接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是为了复仇养客杀人，二是因“复仇”而扬名天下，进而转变成豪居一方的地方豪强。这种情况一直保留到汉末仍然存在，如武威张绣，为上司报仇，“闲伺杀（曲）胜，郡内义之。遂招合少年，为邑中豪杰”(《三国志·魏志·张绣传》)，这种因“义”或“孝”而引起的复仇方式，最容易得到人们的认可和支持，从而进一步获取在乱世中立足的最初力量。
3。汉末“侠”开始出于豪强之家而非平民
较之于先前的“私剑”或是“任侠”，汉末游侠的组成和概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一是大姓世家子弟相继为侠，如董卓、袁术、袁绍、曹操、孙坚等人都是以贵胄公子而为侠的；二是在地方各拥部曲，形成侠客集团化的豪强，如济南刘节，“旧族豪侠，宾客千余家，出为盗贼，入乱吏治”（《三国志·魏志·司马芝传》），扬州“多轻侠狡桀，有郑宝、张多、许乾之属，各拥部曲”（《三国志·魏志·刘晔传》），临淮鲁肃，“携老弱将轻侠少年百余人”3（《三国志·吴志·鲁肃传》）等，都具有相当的规模，虽不至拥兵自重，亦可称为势力广大，成为地方豪强，名噪一时。
而“侠”的概念也不仅仅流于刺客杀手或是豪侠，则是逐渐成为拉聚结交众人的一种方式，汉末著名的政论家荀悦曾经有过对这一时期游侠的表述，他说：“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又说：“游侠之本，生于武毅，不挠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见危授命，以救时难而济同类，以正行之者，谓之武毅，其失之甚者，至于为盗贼也”（《前汉纪》卷一零）。由此可以看出，游侠阶层的本质在汉末已有异于前代，不再依附于人，而是“立强于世”，不再单独行动，而是“见危授命，以救时难而济同类”。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侠”在汉末开始脱离平民而出于豪强之家。
二、汉末及三国时期游侠
1。群雄之侠
东汉末年，皇室昏庸吏治腐败，天下割据群雄并立。游侠之风作为自我立强的手段，在桓、灵二帝时，达到高潮。
有武威段颍，“少便习弓马，尚游侠，轻财贿，长乃折节好古学”（《后汉书·卷六十五·段颍列传》），后官至太尉；有陇西董卓，“少好侠，尝游羌中，尽与诸豪帅相结”（《三国志·魏志六·董卓传》）、“以健侠知名”(《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列传》)；有汝南袁绍，“公族豪侠”（《后汉书·卷六十八·许邵传》）、“不妄通宾客，非海内知名不得相见。又好游侠，与张孟卓、何伯求、吴子卿、许子远皆为奔走之友”（《后汉书·卷七十四·袁绍列传》注引《英雄记》）；其弟袁术也“以侠气闻”（《三国志·魏志六·袁术传》）。群雄中的游侠者，不乏这些世家贵胄，公族子弟。
而后天下大乱之时，游侠中也不乏名者。东平张邈，“少以侠闻，振穷救急，倾家无爱，士多归之。太祖、袁绍皆与邈友。”（《三国志·魏志七·张邈传》）；泰山王匡“轻财好施，以任侠闻”（《三国志·魏志一·武帝纪》注引《英雄记》）。此二人皆为当时游侠中的佼佼，“振穷救急”“轻财好施”，更是彰显了当世游侠“见危授命，以救时难而济同类”的特点。
而开三国基业的曹操、刘备、孙坚三人，亦与游侠关联颇深，详见后文，此处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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