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喜欢陶渊明,开口闭口必吟陶渊明,甚至会说五柳先生,乃东晋诗赋绝顶。

        可以说没有苏轼,就没有陶渊明的江湖地位。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若非苏轼对陶渊明的推崇,就没有陶渊明后世千年如此大名。

        在唐宋之时,陶渊明虽然有名,但只是二三线“明星”的地位,远远达不到一线“明星”的地位,因为陶渊明是田园诗人,在宋这种文人崛起的年代,在宋朝这种“野无遗贤”的时代,所有人都奔着东华门外唱名的年代,陶渊明的价值观并不能受到文人的普遍共鸣。

        但是苏轼这一辈子,不断给陶渊明做宣传,各种推崇,才硬生生把陶渊明推到了一线,后世千年,陶渊明能有一线“明星”的地位,都要感谢苏轼。

        衙门里每日都有人被抓进来,然后挨一番痛打,又被放出去。甘奇每日上班,都在处理这些事情,每天听着衙门里哀嚎的声音,对甘奇是一种精神折磨。

        但是也没办法,不这么严刑去推行,商税之事便不可能成,那些商户,就算知道商税监不好惹,也免不得私下里做些手脚,能省一钱是一钱,能少开一张发票便是一张发票。

        甘奇也知道,这种风气是不可能完压得下去的,但是此时必须要用重典,要让所有人对商税之事怀着敬畏之心,对法律怀有敬畏之心。

        甘奇也知道,挨打的人只会越来越少,过一段时间,这商税监主要的公事就不是巡查抓人了,还是会回到正轨,以收税为主。

        甘奇也从这些差事中看到了大宋朝社会的一个大问题,那就是法律过于宽松,这种宽松,并非只说仁宗对于囚犯赦免之事。而是大宋朝所有的法律都极其宽松,并非法律条文宽松,而是执法的态度宽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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