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姐。」他的声音哑得不像他,「腊月卸草那日……大郎,跟押车的管事,吵过一架。」
阮苓绞布的手停了。
「就在这草场上。」石贯说得很慢,像一边说、一边从土里往外刨,「大郎说,斤两不对,帐上也不对,要当场开捆过秤。管事拦着,说行里的秤就是秤,驿里要过秤,就是骂行里使诈。两下里嗓门都高了,後来大郎让了,说改日去行里对帐。」他抬起头,眼眶是红的,「拖到上月下旬,他才说要去县城对帐。这一去……小姐,我那时只当是买卖上常有的口角。我要是多想一步——」
「你想不到。」阮苓说,「前日之前,我也想不到。」
她心里把日子排开:腊月,草进垛,大郎跟人争斤两;腊月底,大郎在温记抓了一味牲口沾不得的药,嘱咐掌柜别跟家里提;上月下旬,他说去县城对帐,再没回来;残帐记到九月断页,撕掉的,恰是秋冬的进料。
一件一件,全是旁证,搭不成一句定话。可这些旁证指着同一个方向:草,帐,行。
夜里,她把残帐摊在灯下,又把帐房的正册搬来,并排放着对。正册上,腊月进料只有一行:草若干束,银钱若干,两讫。没有斤两,没有批次,没有押车人的名姓。而残帐上,大郎平日记草,是一笔一笔的:几月几日,几捆,几斤,折银几何,经手何人——记到九月,齐着线,撕了。
撕帐的人,撕得很准。撕走的恰是秋冬两季;腊月那批草若有细帐,只能在那几页上。
阮苓靠着椅背,闭了闭眼。撕帐的人,知道大郎记私帐,知道私帐收在哪,还进得了那间屋。这一句,她只在心里过了一遍,没写,也没说——写下来给谁看?说出去,又信得过谁?哥哥留的那行字还在册尾压着:勿信县里来人。
门外,秦驼提灯从廊下过,脚步在她门前慢了半拍,又照常走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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